鲁毅副教授专著《从国家叙事到娱乐话语——鸳鸯蝴蝶派流变研究（1909-1920）》-济南大学社科处

鲁毅副教授专著《从国家叙事到娱乐话语——鸳鸯蝴蝶派流变研究（1909-1920）》

发布时间：2019-06-17 点击：

作者简介：

鲁毅，男，1983年生，山东淄博人，2012年6月毕业于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传播。现为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山东省郭沫若研究会副秘书长、山东省广播电视检测中心节目评议专家。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1项、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项，参与山东省本科高校教改项目1项等；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CSSCI论文10余篇；获济南市社科优秀成果奖2项、济南大学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获山东省优秀社团工作者、济南大学优秀教学奖、青年教学能手、优秀实践教学奖、优秀教师等荣誉。

内容简介：

鸳鸯蝴蝶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但是它的概念及其流变在正统的文学史史述中却显得含混不清，诸多文学史定论在惯性沿袭中有待经受文学史料的检验。本书选取处于滥觞及最初繁盛期的鸳鸯蝴蝶派作为研究对象，以其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作为切入口，考察该派在1909—1920年不同时间区位中的文学风貌、嬗变轨迹，以及鸳鸯蝴蝶派作家在时代语境的激烈变动中所面临的创作心理障碍、生命体验，及在对语境的调试中作出的艰难抉择，最终呈现该派在这一时期的深层嬗变规律以及嬗变背后的根由。具体内容包括：

第一章：延续与疏离：清末至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的多元面孔。该章论述在晚清“新小说”语境的余波下，“新小说”为鸳鸯蝴蝶派的创作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资源，以致形成了它在这一时期的独特话语方式及面相。这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晚清“新小说”以启蒙、救亡为标识的国族话语的延续，但同时它或者将这种国族话语置于启蒙与时尚的交界处，或者对其进行添加与删减，从而又表现出对晚清“新小说”国族话语的疏离。在具体论述中，通过选取早期鸳鸯蝴蝶派期刊中的国族话语特征、小说中“英雌”形象及科幻小说中国族话语的变迁等几个点，集中论述从晚清“新小说”到清末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国族话语（面相）的嬗变状况。第二，晚清“小说界革命”以一种政治视域审读文学，在“新小说”内部建构起了以启蒙、救亡为价值指向的浓郁政治话语形式，但是随着它的进一步演变，又悖论式地解构了这种政治话语，指向了传统小说以讲故事为中心的娱乐主义话语，这为日后鸳鸯蝴蝶派的发展、定型提供了温床。

第二章：戏讽与哭悼：民初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两种“表情”。该章论述进入民国“共和”语境中，外部激变的社会政治现实使鸳鸯蝴蝶派作家产生了怎样的体验，以致生成了这一时期鸳鸯蝴蝶派的独特面相。在这一短暂时期内主要呈现为一种严肃的国族面相，但又区别于前一时期，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中具体表现为戏讽与悲悼的美学形态及话语方式，并寄予了作家在全新语境中的独特体验。在论述方式上，选取《自由杂志》与《民权素》两种鸳鸯蝴蝶派期刊，从其分别代表的戏讽与悲悼的话语叙述特征、美学形态出发，探究作家在这一时期的共性体验，并进一步阐发这种嬗变发生的根由。

第三章：怀旧与忘却：民初中后期鸳鸯蝴蝶派的分野。该章论述在“共和”语境的远离与近现代文学市场消费语境的铺展中，鸳鸯蝴蝶派又呈现出怎样的面相与作家心态。一方面，随着“共和”语境的淡去，鸳鸯蝴蝶派作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怀旧与隐逸的文学形态，这使其在延续前一时期国族话语的基础上发生嬗变，不仅在美学形态上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情感蕴藉色彩，在小说叙事模式及情节设置上亦有所体现；另一方面，随着近现代文学市场消费语境的渐兴，一种以市民日常生活与世俗意识为表现内容的全新小说范式开始生成，在语言、叙事模式、题材、人物形象等方面与以往的鸳鸯蝴蝶派创作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出对国族话语（面相）的疏离和对娱乐（话语）面相的靠拢，形成了两种话语（面相）对峙与交替的嬗变趋势。在嬗变的背后，一方面，隐含着新老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代际分野，及对变化了的语境的差异性调试姿态与结果；另一方面，两派作家又表现出某些共同的叙事特征及价值理念，从而又保持了作为鸳鸯蝴蝶派整体的统一性。在论述方式上，仍然以典型的小说叙事形态作为切入点，深入探究叙事（嬗变）特征背后的作家体验及其困境。

第四章：沉落与勃兴：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的内部更迭。该章论述在民初末期，鸳鸯蝴蝶派即将进入一个全新、定型的发展阶段之前，它如何通过其内部新老作家的交替完成这种嬗变，期间又呈现出怎样的面相及其复杂的心态。在论述方式上，选取《小说季报》这一历来被忽视的鸳鸯蝴蝶派场域，即保留了新老鸳鸯蝴蝶派作家最后的共存状态，及其独特的文学存在形态，考察出老派作家以一种强烈的国族话语决心扭转创作的颓败局势，却又夹杂着娱乐主义的写作方式。在实际创作中，他们执拗地建构着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古典世界，同时夹杂着个人对时代的浓重的感伤体验，但在构建中却又悖论式地消解了这个文学世界。新派作家则延续着前一时期新的小说范式继续营构着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有老派作家的影子，却完全呈现出娱乐主义的话语方式及面相。

结语部分通过所探究的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嬗变规律，以及新老作家在交替中对文学语境的差异性调试与创作心理障碍，提出鸳鸯蝴蝶派的文化意义与得失、对当下文学变革语境中作家的启示，以及如何拾取以鸳鸯蝴蝶派为代表的开掘传统文化资源的一脉，推进当前文学的建设与健康发展。

本书最终得出结论：清末民初的鸳蝴派从渐兴到最初的繁荣，始终纠结着严肃国族话语与娱乐主义话语的双重向度，从而表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杂糅的复合面相，而非单一、定型的面孔。但是在清末民初鸳蝴派的发展进程中，随着文学语境的变迁，在接续晚清“新小说”的两种相应话语的同时，它又经历了严肃国族话语（面相）渐失，娱乐主义话语（面相）增强的一个嬗变过程，期间还夹杂着两种话语（面相）此消彼长的复杂性与逆转性，最终在1920年前后，鸳蝴派完全实现了面向市民大众的俗文学定位，呈现出文学史中一般认知的那个“娱乐、游戏、消遣”的面孔。这一进程的实现，一方面，通过其小说创作的叙事特征呈现出来，在两种话语（面相）的线索梳理中，可以清晰地现出国族话语（面相）的延续、突显、困顿、式微，以及娱乐主义（话语）面相的生长、渐兴、大行其道；另一方面，这种叙事特征的呈现、嬗变又是通过鸳蝴派的主体来完成的，即作家对时代语境体验后所作出的回应，于是鸳蝴派作家纷纷作出调试的姿态，在调试中又清晰地可以区分出以代际、价值观念、文化根底差异为表征的老派、新派鸳蝴作家，他们的共性体验保持了鸳蝴派的整体性与连贯性，而他们的差异性体验与调试姿态，即老派作家的式微、隐退，新派作家的勃兴，则最终推动并实现了鸳蝴派在清末民初的根本性嬗变，这使得先前发展方向并不明朗且具有多种走向可能的鸳蝴派，终于有了明确的定位。由此，本书提出的论点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经典史述中的两种论断提出了质疑或补充：第一，史述中关于鸳蝴派唯娱乐化的定性存在着叙述简略、遮蔽的倾向，这并不能涵盖一个流派的动态发展进程；第二，鸳蝴派面向市民大众俗文学的定位，以及与“五四”文学“雅/俗”对峙格局的形成，并非依赖于新文学的强势干预，而是源于其自身的发展与嬗变规律，从而不可避免地、明确地走向了一条适应市民大众观念、生活的彻底俗化之路。

本书受到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青年项目、济南大学出版基金资助，由商务印书馆于2019年2月出版。

章节目录：

第一章延续与疏离：清末至民初前期鸳鸯蝴蝶派的多元面孔

第一节 “新小说”语境下鸳蝴派国族话语的沿袭与更替

第二节晚清小说政治话语的消解及其文学资源

第二章戏讽与哭悼：民初中期鸳鸯蝴蝶派的两种“表情”

第一节觉世大文杂滑稽，唤醒人间百万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