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文学院宋洪民教授于CSSCI来源期刊、集刊发表6篇八思巴字音韵学及蒙古语系列论文，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这6篇文章及发表刊物分别是：（1）《关于八思巴字官印“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照磨所印”》，《敦煌研究》2020年第1期。（2）《蒙古字韵》对近代韵图的接受与调整，《汉语史学报》第23辑（2020年第2期）（3）《八思巴字碑刻齐圣广祐王庙碑研究》，《中国文字研究》第31辑（2020年第2辑）。（4）《近代语音史上轻唇化音变的纠葛与《蒙古字韵》中的“明、微”声母》，《语言研究》2020年第4期。（5）《汉语语音史上的腭化说及蒙古字韵中e的性质》，《民俗 典籍 文字研究》第25辑（2020年6月）。（6）《從回鶻式蒙古文標音看北音中的桓歡韻》，《历史语言学研究》第14辑，2020年11月。

宋洪民教授一直从事八思巴字音韵学的研究，其2020年的系列论文围绕三个主题来展开：

一是八思巴字文献的考释与研究。文章《关于八思巴字官印“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照磨所印”》（《敦煌研究》2020年第1期）考释了一方元代八思巴字官印。《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所收7张残片上钤有一方八思巴字元代官印，照那斯图先生暂定为“甘肃等处行中书省追没所印”，文章仔细辨认印文并进一步考察《元史》等历史文献，最终确定该印文为“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照磨所印”。文章《八思巴字碑刻齐圣广祐王庙碑研究》（《中国文字研究》2020年第2辑）则是对八思巴字碑刻的考释。该文解读残存的八思巴文字，并据此找到了对应的汉文，这就是《加封崔府君诏》（或称《加封广祐王圣旨碑》），同时还对崔府君文化进行了阐释。

二是八思巴字韵书《蒙古字韵》语音系统的研究与发掘。《《蒙古字韵》对近代韵图的接受与调整》（《汉语史学报》2020年第2期）是对八思巴字韵书《蒙古字韵》语音系统的深入发掘。该文认为，《七音韵》作为三书源头的地位不应改变，只是《韵会》及《通考》编写时既参考了《七音韵》，也参考了《蒙古字韵》。《七音韵》的字母韵是其音系的主体，是革新。此外，书中应该还附有守旧的“等韵门法”。《蒙古字韵》编写时受到了这二种因素影响，同时也有蒙古语音系的影响和八思巴字拼写规则的制约，从而出现了不少特殊拼写。

三是利用八思巴字等与蒙古语有关的材料对元代汉语语音的研究。 《近代语音史上轻唇化音变的纠葛与《蒙古字韵》中的“明、微”声母》（《语言研究》2020年第4期）指出，《切韵》“东三钟微虞废文元阳尤凡”十韵的唇音字发生了轻唇化音变，而其中东三和尤韵的唇音次浊字“梦目谋”等今读m声母，形成两个例外，但这几个字在《蒙古字韵》中标作轻唇音微母。文章认为这些字并没有发生轻唇化音变，其之所以标为轻唇音微母，这是遵循等韵门法的规则要求。论文《汉语语音史上的腭化说及蒙古字韵中e的性质》，（《民俗 典籍 文字研究》第25辑，2020年6月）则对《蒙古字韵》一书中的ė与汉语史研究中的腭化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论文指出，《蒙古字韵》中的ė与声母腭化无关，而是韵母区别的标志。另外，《从回鹘式蒙古文标音看北音中的桓欢韵》（《历史语言学研究》，2020年11月）则利用回鹘式蒙古文资料来研究北方汉语中的uan韵母。该文认为这是由于不同语言（或文字体系所反映）的元音系统构型不同，对译时因没有相当的音位，而取相对音近的成分替代造成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