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发生对全球和中国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近日，CSSCI期刊《人文杂志》和《探索与争鸣》杂志先后刊发了我校商学院赵建教授的《城市化、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疫情防控与管理》（2020年第5期）和《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走向——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与应对之策》（2020年第4期）。同时，3月9日，《金融时报》对赵建教授进行了题为《让疫情防控成为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契机》的整版采访。

《城市化、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疫情防控与管理》认为新冠肺炎的防控管理，需要置于当前中国加快推进的城市化、信息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三大进程之下，这是理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复杂度，寻找疫情有效治理路径的重要社会性和历史性背景。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空间变革，在积聚人群增加公共传染病发生概率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加先进的现代公共卫生管理手段。站在疫情防控的角度，中国的城市化需要在规模空间扩张和内在功能完善之间重新做出平衡。信息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城市公共卫生管理与疫情防控提供了技术和制度上的支撑，但对于前者来说，如果引导、管理和沟通不当，容易引发疫情-舆情交叉感染并相互恶化的次生风险，这是信息大爆炸和自媒体时代给管理者提出的新挑战。重大疫情防控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考验，不仅体现在集中动员医护资源的国家能力上，还要看法治水平和各级政府的责任感与专业度。新冠疫情的发生，对这三大进程的推进都会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与全景扫描》一文认为疫情对经济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外生冲击，对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构建疫情经济学理论框架，需要将卫生经济学、宏观波动理论与发展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交叉，以综合分析流行病理学下的医护和疾控资源投入、疫情对经济及金融体系的外生冲击和中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所受到的深远影响。在动态比较的框架内，当前中国的经济体系已经发展演化为总量更庞大、结构更多元，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更高的现代经济体，所以疫情冲击所产生的后果与2003年非典时期相比会更加复杂。疫情的发生会导致总供需曲线同时收缩，国内外供应链和产业链变得更加脆弱，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订单和现金流风险快速上升，企业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都会发生变化。疫情的突然爆发也会通过流动性、信用杠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心理预期等传导渠道冲击金融体系，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共振、短板和放大效应的叠加可能会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面对疫情冲击对经济带来的严重影响，政策层需要在供给侧降低企业成本和在需求侧通过积极的宏观政策激发总需求，同时要将疫情防控期的金融稳定管理内嵌于已有的双支柱体系，发挥好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作用，在疫情期间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在《金融时报》的整版专访中，赵建教授认为，疫情防控体现了中国的制度优势，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种体现。疫情防控考验的是国家能力、法治水平和各级政府的行政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推动和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