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由济南大学经济学院俞宪忠教授独立撰写，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并在全国公开发行的个人专著《自主产权与自由选择》，全书共9章45万字。该著作在撰写过程中，俞宪忠教授发表了33篇阶段性部分成果，其中23篇为CSSCI期刊，另有两篇《人民日报》等文章。

内容提要：全球化竞争的实质是国家之间的制度优劣比较和发展质量竞争，其不可逆转的演进趋向是制度优化变迁和制度演进趋同，制度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获取核心竞争力和提升发展质量的根本路径选择。在全球化制度竞争的开放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寻求制度优化改进的根本路径，就是引进发达国家因此而获得成功的制度模式，发达国家承担了制度初始创新的风险和制度多次试错的成本，发展中国家采取“招商引制”战略，则可以有效规避相关的创新风险和节省相关的试错成本，从而获取成本低效益高和周期短见效快的转轨发展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制度红利”。“招商引制”才是发展中国家真正的后发优势，这也是中国转轨发展所需要优先采取的根本发展战略。

优质高效的制度体系具有创新激励、违规惩罚和未来预期的基本效能，其中的产权制度最为重要。全球化所孕育的一个重要普适价值就是“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国家主权在实质意义上就是个人主权的制度集合，而个人主权则是国家主权合法存在的制度基础或真实来源，个人主权远比国家主权而更加重要。任何合法存在的国家机构，都不能具有独立于大众之外的自身利益，而且也绝不存在超越公民发展权益的抽象而玄妙的纯粹国家利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只能是一个远离公众发展诉求的伪命题。发展转型的实质就是以产权制度重构为核心的制度转型，其首要指向在于保障劳动者个人的自主产权，给予国民大众能够依据个人偏好而自由选择的充分制度保障。

对自由选择的制度需求来自于国民大众，而相关的制度供给则是来自于国家政府，当自由选择的制度安排实现了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宏观均衡时，自由发展就会表现为最佳化；自由选择既会有机会成本发生，也会给个人带来收益，当自由选择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均衡时，自由收益就实现了最大化；自由选择既能提供创新机会自主选择的收益激励，也能对超越选择边界的侵权行为施加责任约束或惩罚，当自由选择制度安排能够实现激励与约束相对称的均衡兼容时，自由效能就实现了最优化。当主体自由的“制度产品”同时满足国民大众宏观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总量均衡、劳动者个人微观成本与收益之间的边际均衡以及功能结构性激励与约束之间相对称的均衡兼容这三个条件时，自由选择的发展质态就是处在极大化的最优状态。

与规模经济理论的边际分析相比,专业化分工的超边际分析理论能够更为深刻地解释市场发育、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知识创新等生成机理，专业化分工与市场调节是经济发展的一对孪生推动力量。劳动者正是通过专业化分工选择和市场化自由就业，搜寻到了提升个人职业发展质量的就业岗位，实现了发展动力与理性预期的有机融合。中国社会各界通常具有劳动密集型的战略发展偏好，误认为技术集约与充分就业负相关，而事实上只有市场化竞争引领下的科技集约型战略，才能长效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应当内置于中国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

中国典型的二元结构框架和转型发展诉求，使城市化进程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首要创新路径，其核心要义是农民市民化进程。农民工阶层既是中国市场化和工业化历程的见证者，也是中国城乡全方位转型的推动者，更是制度创新变迁和未来转型发展的内在活力释放者。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根本路径，就在于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公平分配，在于防止和遏制少数人对多数人选择权利和发展机会的系统化深度剥夺。发展动力只能来自人民，发展过程应当依靠人民，发展目的就是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理应由人民共享，在城市化的城乡良性互动中能够真正实现城乡“双赢”。

国家竞争力差异和国富国贫悬殊主要归咎于制度不同，国家制度安排既可能具有全民公益性，也可能具有社会公害性。优质高效的公益制度具备下述三大要素：其一是公平与效率的高度统一；其二是激励与惩罚的充分兼容；其三是自由与民主的有机协同。任何发展繁荣都可以从自由度提升和民主化改进的意义上获得深层解读。发展中国家只有将制度现代化置于一切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才能有效应对转轨发展所面临的所有未来风险，由此方能真正实现文明演进的卓越转型，从而跳出发展的陷阱，并完成发展的革命。

高度集权型计划经济全球性彻底溃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系统化地深度剥夺了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利及其诸多发展机会，市场经济所提供的自由选择机制远比其效率而具有更大的发展价值和认知意义。历史发展首先表现为一系列的理念变迁和制度替代过程，其经久不衰的核心取向是持续地追求诸多生命个体的自由发展权益。制度创新变迁的诱因多种多样，也存在着多种制度变迁模式，由此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成本-收益水平。那些落后的转型国家应首先高度关注决定发展的长期制度要素，因而需要将制度现代化置于一切发展序列的首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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