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我省旅游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张博 王建华 曹淑霞

（济南大学文化和旅游学院，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山东财经大学）

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对于旅游业而言，是全产业链的打击。旅行社、景区、餐饮（住宿）三大主业均处停滞状态，多家涉旅企业频频告急。短期内，恢复至疫前水平的预期不容乐观。对比2003年的“非典”来看，此次疫情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对旅游业的冲击将更加剧烈。

总体来看，此次疫情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主要有七个方面：

一、疫情影响范围大、领域广，旅游产业链受到重创。2003年的“非典”，使我我省旅游收入总收入同比下降了6.1%，而2002的数值为同比增长23.5%。此次疫情恰逢春节黄金周，涉旅企业几乎都是在“满仓”状态下，毫无防范地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社会流动性停滞，直接冲击客群消费行为，退团、退订等行为，直接造成多种预付成本损失。据调查初步测算，新冠肺炎疫情爆发（1月23日武汉封城）以来至2月末，全省国内外游客损失超过5500万人次，旅游休闲业经济损失超过600亿元。同时，与2003年相比，我国家庭负债率从5%增长到55%，房贷、车贷等刚性负债占比较大，加之家庭生活成本增加、暑期假日减少等因素，旅游经济的反弹力度将大幅受限，预期我省全年旅游经济增长同比下降超过10%，旅游产业链整体受到重创。

二、短期内行业复产信心受挫，企业市值降低。自年初疫情信息发布以来，涉旅股票情势急转直下。资本市场由对春节黄金周的上涨预期迅速转变，黄山旅游、宋城演艺等一波企业均发布公告，“尚难准确预估疫情影响的时间和程度,短期经营业绩受到不利影响”，众信旅游、九华旅游等多只涉旅股票一度跌停。我省虽然目前还没有旅游类上市企业，但对于规模以上企业，尤其是准备上市的企业来说，同样面临市场预期下降、融资难度加大问题。短期来看，我省涉旅企业将整体面临市场预期风险，在融资融贷、拓展经营等方面，企业将面临更大压力。

三、常态下的产业结构优化过程中断，企业生存压力增大，或迎来一波闭店与失业潮。当前，我省旅游业正处于文旅融合、提升品质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游轮旅游、低空飞行、自驾营地等新兴旅游产品正在培养阶段。疫情的发生打断了常态下产业结构优化过程，对于新兴业务探索中的小微企业尤为不利。据统计，截至2018年底，我省实有小微企业224.7万户（不含个体工商户）,占全部市场主体总数的24.8%，占企业总数的86%，数量居全国第三位（列广东、江苏之后），小微企业实有注册资本（金）达到13.1万亿元。可以看出，小微企业在我省企业总数中占比高很高。对于涉旅行业中的这类企业，一方面面临更多的人工、房租、退还预付款等成本压力，另一方面又面临短期偿债还贷、市场走向悲观等问题，多重压力下，近期服务业整体或迎来一波闭店与失业潮。

四、短期经济下滑与消费行为骤变引发产业波动，降低从业吸引力。此次疫情同样引发了社会对职业稳定性的思考，在突发性公共危机面前，旅游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十分脆弱，最先发出经营困难、裁员减薪声音的也是旅游业，加之假日期间频发的黑导事件、无良商家事件，加深了社会对涉旅职业赚快钱、没保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旅游业从业环境整体面临信任危机。

另一方面，从近年我省高校旅游专业招生和就业情况来看，并不乐观。高考改革之后，我省各高校实行大类招生方式，对比会计、金融、管理、经济等专业，旅游专业的吸引力非常弱势，很多高校都面临招生问题，导致旅游专业直接被列为“砍掉”的对象，专业化的高等教育面临生死存亡问题。同时，毕业生就业行业留存率低，也是该专业面临的棘手问题。调查数据显示，全省16市毕业生平均留存率仅为23.54%，其中聊城、济宁两市毕业生留存率甚至不足一成。究其原因，还是与社会对涉旅职业信任度低有很大关系。此次疫情之后，应对涉旅专业高等教育问题深入思考，拥有高素质的人才群体才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保障。

五、疫后部分业务需求集中释放，产品供给与经营秩序保障面临压力。从“非典”的经验来看，疫情解除之后的2-3个月，将是产业恢复的初始阶段，民众对于出游过程中的人群集聚还持有较大的戒备情绪。若此段时间社会态势稳定，则之后的黄金周、假日等休假将迎来出游高潮，各类集聚需求集中释放。此时将对旅游产业链整体提出挑战，上下游企业产品供给能力与市场经营秩序等问题将集中涌现，尤其对于热门景区景点，存在因服务质量下降而引发网络舆论的风险。

六、产业应对重大公共危机的管理体制与应变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疫情在暴露旅游产业脆弱性的同时，也反映了产业对于突发性重大公共危机管理经验的不足，产业自身抗风险能力亟待加强。对于危机的应对，亟待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下的产业保护与企业扶持政策体系，建立政策工具箱，综合利用制度性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旅游企业管理办法等，防范失业潮、闭店潮的出现。另一方面，在面对危机时，企业的应变转型、止损自救能力不强，危机管理体系建设不细致，对于业务的柔性化转型需要进一步设计。

七、集中退团、退订给全产业链带来巨大压力，上下游企业间存在法律纠纷风险。与“非典”相比，当下的旅游产业链中，企业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频繁，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处于行业终端的传统三大主业，更是在各类OTA平台的助力下深度融合。而此次疫情导致的退团、退订等行为，将从终端开始，给整个产业链的资金流动带来巨大压力，“买票潮”变为“退票潮”。据美团、飞猪、携程发布的信息，“退改”业务将造成数亿元级别的资金需求。众多OTA平台在筹资应对的同时，也在将压力传导给上游企业。1月末就已出现了旅行社、航司、酒店、产品供应商等多方间的索赔纠纷，相关部门应出台指导性意见，维护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提供法律援助，阻止全产业链间的违约传递。

鉴于疫情对我省旅游产业的影响，提出以下十条应对策略：

一、建立产业重大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联动机制。重大公共危机主要有六种，包括自然灾害（包括火灾、风暴、地震、洪水等）、公共安全突发事故、恶性刑事案件、恐怖事件、疾病传播（即公共卫生问题）、自然环境恶化等，此次疫情即属疾病传播事件。旅游业是对社会环境和公共安全的波动变化极为敏感的产业，而广泛的行业联动性又使得旅游业的监管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合作。两方面的特性决定了旅游业的危机管理体系建设，需要更强的系统性和更广泛的联动性。疫情之后，详细梳理经验教训、建立产业重大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联动机制势在必行。

二、在重点帮扶支柱性产业的同时，兼顾上下游企业，着眼于全产业链的有机恢复。疫情对旅游产业的打击集中体现在产业链终端，但终端的恢复离不开上游产品的充分供给和下游顾客的快速回应。因此，在出台重点行业的帮扶政策的同时，应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兼顾相关行业支持保障性功能的恢复，对于容易产生供给瓶颈的环节，提前谋划、提前布局，切实做好产业自身的供给侧改革。

三、整合各级各部门帮扶政策，因地制宜建立产业扶持政策工具箱。疫情发生后，国务院、各部委、地方都出台了扶持政策，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这些政策，以省政府旅游工作联席会议为抓手，联动相关部门，在税收、融资、贷款等多方面建立政策工具箱，引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工具，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和用工成本，特别是要避免出现大量小微企业破产减员。同时，各地应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特点，出台针对性强的补充措施，从全产业链的视角，扶助本地涉旅企业渡过当前难关。

四、建立疫情防控时期产业功能转型机制，合理避险止损。面对疫情，旅游企业首先应积极“自救”，在危机管理体系中，建立产品功能转型预案。例如，对于公共危机，住宿业在应急安置、无接触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旅行社行业在人群调度、物品追踪、人员安置方面经验丰富；餐饮行业在后勤保障、营养配餐方面具有优势；景点景区在提供避难避险公共空间方面具有优势等。以上业务均可尝试在“战时”转换产品方向，纳入政府采购，最大化的止损避险。“非典”时期，华住、完好、洲际等集团旗下的部分酒店，因承接防疫隔离、医疗援助等工作，成为当时鲜有的盈利酒店，在危机过后获得快速成长空间。因此，面对疫情，无论是产业整体，还是企业自身，都应建立“战时”产品供给思维，转为危机、避险止损。

五、下沉帮扶施政单元，将帮扶政策落实至涉旅企业。在我国目前的行政体制中，县域单元在对接各级政策精神、把握施政方向、落实帮扶企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旅游业中的“全域旅游”建设工作，也是将县作为开展工作的最小行政单元。因此，建议后续政策落实过程中，以县为施政单元，调动县级行政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其施政优势，将帮扶政策用足用好。

六、将企业征信与帮扶倾斜政策统筹利用，运用倒逼机制促进市场主体创新进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也是一个领域、一个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疫情给旅游业企业提供了一块“试金石”，也提供了一次筛选优质企业、规范行业秩序的机会。对于那些企业信用好、社会认可度高、竞争潜力大、符合未来旅游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应在扶助方面予以倾斜，反之要予以自然淘汰，这也是净化市场环境、提升产业成长质量的机会。

七、前置政府采购项目、加快落实企业奖励资金，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对于企业的帮扶，除了后续的扶助政策之外，还可采取更加直接的方式，对于列入政府采购项目的，可以直接向企业注入业务采购资金，相关政府性奖励，也可提前发放，将常规时间节点的资金流前置，以预付的方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八、以合适方式提早培育消费市场，提升疫后复产速度。疫情期间，包括我省在内的部分省市，宣布面向医务人员一定时期内免费开放景区的政策，实属明智之举。一方面顺应民众关切，在疫情面前充分体现了旅游行业对义务工作者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相当于“预定”了疫后的消费者群体，这一群体的医务属性又具有社会安全示范性，其他群体也会因医务群体的“自由”而增加出游安全感，可谓一举多得。相关行业也应结合自身特点，提早培育消费群体，利用消费群属性，充分发挥其多种社会效应，加快产业恢复速度。

九、加快“智慧旅游”体系建设，建立我省旅游产业大数据治理体系。此次疫情自始至终都在体现大数据的力量，从病毒基因的确定、病患流行性病史的分析、各地流动人口的管控、社会资源的调配等，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社会大数据综合治理体现，由此也可看出大数据治理体系的能量和潜力。因此，我省旅游业应加快建设“智慧旅游”体系，将大数据治理充分用于客群信息挖掘、行业危机管理、资源保障调度等各方面，综合研判疫后产业恢复过程、客群消费趋势、政策调整方向等，以信息技术助力我省旅游产业尽快恢复。

十、建立我省专业化的文旅产业研究机构。文旅产业是一个综合性强、辐射面广，对此，国家文旅部成立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我省是文旅大省，资源丰富、市场广阔，但同时也存在产业覆盖面广、资源统筹能力弱、优质产品不多、高素质从业队伍弱化等问题，有必要建立专业化的产业研究机构和团队，对我省文旅产业进行问题研究与政策提案，尤其是在当下旅游高等教育和应用性旅游研究弱化的情势下，对于我省文旅产业研究的行政支持意义深远、更显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