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心理免疫:谣言的传播与遏制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成为中国社会的“黑天鹅事件”，已对中国社会造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不仅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也耗费了无以计数的社会财富，全国各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医疗保障和日常生活遭受了巨大冲击。在病毒肆虐下，比病毒更可怕的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比如，“喝茶、喝酒可以预防新冠病毒”；“板蓝根、熏醋、维生素c可以预防新冠肺炎”；“烟民感染新冠病毒率远低于非烟民”…。各种谣言伴随着病毒的传播形成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在谣言和阴谋论的穹顶之下，种种力量暗流汹涌。这些谣言，不仅干扰了我们对疫情和病毒的科学认知，更会引发恐慌，导致不理智行为。不仅如此，各种谣言传播还会伤害一线医务人员以及防疫救灾工作各级组织者和协调者，对公共秩序、行业声誉和政府公信力造成多重的、难以修复的破坏，由此产生一系列负面连锁效应。

疫情期间，居家隔离，谣言多以网络流言形式进行流传，人们不再通过新闻广播或日常新闻节目等传统和精心策划的机制获取新闻，而是转向社交媒体平台，这条从内容生产者到消费者的直接路径，改变了用户获取信息、辩论和形成意见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平台由于其低成本、容易获取和高匿名性，成为当前传播虚假信息的温床，加剧了谣言的传播速率和覆盖范围，造成了不必要的社会恐慌。一项发表在science上的研究，以Twitter上2006-2017年的所有已经核实的谣言作为数据集，分析了真假新闻传播的差异性，结果发现谣言比真相传播得更远、更快、更深、更广；进一步研究发现，谎言比真相更加新颖，这表明了人们更容易分享虚假信息。同时真假信息激发了用户不同的情绪：谣言使公众产生恐惧、厌恶和惊讶，而真相使公众感到期待、悲伤、喜悦和信任。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谣言是社会大众中互相传播的无根据不确切的信息。学界对于谣言的系统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研究最开始以应用为取向，关注谣言的功能，研究谣言在战争中如何动摇对方军心、民心，以期开发出控制谣言的系统，阻止虚假信息的传播。谣言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探寻事物的真理和准确性几乎是人类所有活动的目的，然而在当前疫情肆虐下，所有信息都是不确定的，更是导致了谣言的盛行。

谣言的传播是匿名的，且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扩展，冲击人们的内心防线。从时间维度来看，疫情发生的初期、中期与晚期分别对应不同的群众心理变化，在谣言扩散初期伴随着个体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的暴露，传播学中的“信息流瀑”现象与处于焦虑、麻木、高警觉中的部分个体相互碰撞，一旦有人相信谣言，接着相信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形成像瀑布一般的强劲态势，进一步巩固了谣言的力量。而惊慌失措中的个体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无法准确辨别信息的真伪，成为谣言进一步传播的“推波助澜者”。谣言扩散中期，部分辟谣信息已经发布，网络上充斥着真假信息让人难以辨别，这时候个体为了降低认知失调所带来的痛苦，往往会根据个体偏好选择性地关注与接收信息。例如，在恐惧谣言与希望谣言的传播中，人们对恐惧谣言的兴趣和反应往往要强于希望谣言，尤其是当个体处于焦虑警觉状态时，缺乏正确分辨信息的能力，更容易相信恐惧谣言。这就给辟谣信息的更正作用产生了巨大挑战，由于个体的偏好选择行为，使新的更正信息无法纳入心理模型，难以更新个体的信息系统。在谣言扩散晚期，受众的“群体极化”现象加剧了谣言传播的负面后果。网络媒介的小圈化模式构建了信息传播的封闭空间，个体对谣言的传播有着一致的思想情感，在危机事件刺激下个体信念趋于一致，对谣言更加深信不疑。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每一次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伴随着心理“疫情”，是相关谣言和阴谋论泛滥的高峰时期。新冠肺炎疫情或许疫情带来的物质损失能通过努力很快恢复，但是疫情下谣言的传播对人心的影响却会持久留痕。相较于病毒感染人群，谣言“感染”具有人群基数更大、覆盖面更广、传播速率更快的特征。如何让个体戴上“心理口罩”，提高心理免疫力？如何在平时进行深入人心的科学宣教工作，提升其对各类虚假不实信息的敏感性和抵抗力？如何在突发事件来临时迅速止住谣言？是健康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关键环节。

结合谣言传播的特点以及时间进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减少谣言的产生与传播。

第一，各级政府积极建立和完善政务公众号，增强信息公开与透明化力度。

政府层面的积极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让公众及早知晓事件发生的重要程度，做好相应的心理建设与防疫物资准备；其次，要减少事件的模糊程度，避免公众在突发的重大事件面前产生心理恐慌，加剧谣言的传播；再者，要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交流圈，避免危机事件下的群体极化现象，减少谣言信念的进一步增强。同时，健全与畅通公众信息举报渠道，对于谣言的举报方式、渠道加以宣传，做好举报个人的信息保密工作，对公众举报的谣言快速调查核实并做出回应。

第二，采取合适的适时的更正方式进行辟谣。

在谣言的更正过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在更正者上，权威的、可信度高的专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辟谣将更加有效。更为重要的是，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公众首先关心的并不是科学事实是否成立，而是科学家是否最关心自己的利益；专业知识并不是决定谁最值得信任的因素，人们更愿意相信他们心中认为最能代表自身利益的人。

在更正方式上，可以通过警告、替代性解释等多种手段结合的方式对谣言进行反驳，由于人们会将信息和记忆进行一致性的对比，通常阅读流畅的时候很难想去辨别信息的真假，，模棱两可的陈述会更容易导致错误观念，因此媒体和政府在发布正确信息时对其进行详细解释，对于错误的信息要进行详细反驳，尽可能增强正确信息的流畅性。在更正时间上，谣言的大量传播会给信息更正增加难度，因此要重视辟谣的时效性。

第三，网络媒介做好信息把关，正确引导网络舆论。

网络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息的传播，部分不良媒介为了搏人眼球，往往难以认真审查事件发生的真实性，在标题上更易采用夸大事实的手法增加事件的关注度与传播度。结合重大突发事件情境下的个体心理变化，使高度警觉中的个体更易关注和转发具有高唤醒度的信息与恐惧信息，加剧了谣言的散播。因此各网络媒介在信息发布过程中需要做好信息核实工作，共同建立具有权威性的辟谣平台，建立网络平台的奖惩制度，遏制谣言的产生与传播。

同时做好谣言的危害与如何辨别真假信息的科普工作，协助公众进行信息真伪的辨别求证，加强网络谣言的监测。由于相同特质的人群浏览新闻的偏好有共性，而社交媒体中的大数据也会根据浏览新闻的偏好进行推送，所以具有同一特质的人群可能会收到相似甚至相同的谣言。因此各网络媒介可以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结合的方式识别谣言的易感人群，深入了解这类人群的特征及偏好的谣言类型，并对不同易感人群进行有针对的信息更正和宣教。

第四，针对不同的年龄群体结合不同的媒介传播进行辟谣。

由于老年群体的谣言易感性更高，在谣言类型中，针对健康类的谣言更具易感性。但是在媒介选择中，老年人对于电视的媒体选择和认可程度最高，其次是报纸，最后是网络媒介。但是电视和报纸作为传统媒体，属于单向传播性强、互动性较弱的媒体，因此网络媒介需要结合传统媒介，通过不同的媒介传播方式做好辟谣工作。

第五，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个体能否理性地思考和判断信息的真假，成为个体不信谣、不传谣的关键。疫情期间，部分公众的科学知识储备不足，难以分辨信息的真伪，导致恐慌情绪的不断扩散。因此公众需要不断增加相关的科学知识储备，了解常见的传染病等与健康相关问题的发生与扩散原理，掌握一定的预防与应急知识。其次，不断增加个体的媒介素养，不盲目听信、不急于转发，做好信息求证工作，养成信息求证的习惯，不断提高自身的媒介素养。能够在纷杂的信息中保持冷静的头脑，理性分析信息的真伪。同时还要自发地探求事件的真相，减少事件的模糊程度，提高自己的批判能力，从个人掐断谣言传播的源头。

第六，加强对谣言的传播机制的跨学科研究，从源头上遏制谣言的产生。

谣言可以通过人与内容的互动影响情感、观点等认知活动。因此在核实事实之前了解谣言的认知和传播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当前对于谣言的研究集中于多个学科的多个方面，也取得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但是从文献调研和实际了解的情况也应当看到，国内目前对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尚显薄弱，今后可从行为、脑等多个层面探索谣言这种特殊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并探索如何通过个体的神经反应进一步预测群体对谣言的态度和反应，从而为政府决策、媒体宣传提供科学依据和改善建议。

作者简介：陈功香。博士，教授，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济南市政协委员，致公党济南大学支部主委。